魔鬼的风俗:恋童、虐童和杀童

第0011课
魔鬼的风俗:恋童、虐童和杀童

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分享第十一课《魔鬼的风俗:恋童、虐童和杀童》,这个标题非常的沉重。前段时间,网上、微信和微博上相关话题都炒得比较热,我们要避开这样的锋芒,我们不能拿这么沉重的话题进行消费,这些孩子受害者已经够可怜了,我们如果试图借着这个热门话题博眼球,或者靠这个话题赚钱。那么,我们就会给孩子们带来二次伤害。
好,我们现在开始切入正题。正常的社会有三大天职:第一,保护儿童不受侵害;第二,保护妇女不受侵害;第三,就是最特别的一点,保护女童不受侵害。
我认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任何一个拥有正常公序良俗和基本道德观的人都会责无旁贷的拥护这三大天职,并且践行这三大天职。但是,美好的理想总会遭遇残酷的现实,这种伤害儿童、伤害妇女,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伤害女童的事件有增无减。我常常想,是不是现在的人变得更坏了呢,但只要再翻一些历史书籍你就会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这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伤害儿童,伤害妇女尤其体现在伤害女童方面,这已形成一种文化,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偏颇地认为这只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组成部分,其实,这已经是全人类文化一种共同的劣根性。
今天,我们就来刨一刨虐童、恋童以及杀童这种邪恶文化的祖坟。小时候,每逢看书或听故事,常常听到的四个字就叫做童男童女。这些童话也好或者神话也好,中间常常讲到妖怪或怪兽,总而言之就是一些体形庞大、生性邪恶又好吃童男童女的怪物。比如,古希腊神话中就有一个牛头怪叫作米诺陶洛斯,米诺陶洛斯在克里特岛,位于希腊,这个岛现还在。当时,特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妻子与一头神牛交合之后,生下了一个怪物米诺陶洛斯,他拥有人的身体和牛的头。我们看到这个图,感觉很像《西游记》中的牛魔王,牛魔王和米诺陶洛斯这两个故事是否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或者说吴承恩在写《西游记》的时候是不是参考了米诺陶洛斯的这种形象?我认为这种可能非常大。米诺陶洛斯威力广大,经常兴风作浪,伤害百姓,国王非常恐惧,便请来一对父子工匠,一个叫伊卡洛斯,一个叫坦塔罗斯,他们合力建造了一座迷宫并将米诺陶洛斯锁到宫中,不让他出来。不过,双方达成一个妥协的条件:人们必须每年送七对童男童女供米诺陶洛斯食用。于是,老百姓们都非常害怕,国王也非常害怕。后来雅典国王、大英雄忒修斯到达克里特岛,克里特岛的公主阿里阿德涅爱上了他,交给他两件法宝:一个线球和一把神剑。忒修斯进入迷宫之前先将线球一端拴到迷宫入口住,然后一边不断放线一边跟着线球向里走,一直找到米诺陶洛斯,然后又用那把神剑将米诺陶洛斯杀死,真是大快人心。
无独有偶,中国晋朝的《搜神记》中也写到妖怪巨蛇专吃童女的故事。中国古书中多次描写大蛇兴风作浪的事情,便由此诞生了一个成语——巴蛇吞象,而且一直延用至今。
对于这种妖怪专吃小孩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应该具有一定原型。如果翻阅《山海经》,类似的奇形怪状、兴风作浪的怪物还是比较多的。话说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此处有条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它要么吃人,要么吃牛羊,当地人非常害怕。聪明的老百姓们不约而地想到一个办法:如果给它献点牛羊,它不就不祸害我们了吗?
谁知,人们供上牛羊以后仍然不管用。有一天,有人忽然做了一个恶梦,大蛇要吃童女。这条大蛇跟古希腊的米诺陶洛斯有所不同,米诺陶洛斯要吃童男童女,这条大蛇则只吃青一色的童女。然后,当地官员和百姓们更加害怕,只得让那些罪犯的女儿或者穷人养不起的女儿送到蛇洞口,大蛇便将童女吃掉,它几天来已经吃了九个女童。这时候,有个叫李诞的男子,家中有六个女儿,幼女叫李寄胆大心细,非常富有智慧。她想到,我们家有六个女儿却没有一个男孩,女儿太多会连累父母,不如自己主动喂蛇,但父母就是不答应。后来,李寄偷偷带上一把利剑,找了一条训练有素的猎犬,又用大米做成糍粑一同带上。
大蛇闻到糍粑的香味便慢慢爬出吃食,李寄见大蛇吃得非常专心、毫无防备的时候将猎犬放开。这条猎犬确实训练得非常好,它猛地扑上去将大蛇缠住就咬。大蛇被狗缠咬,根本想不到背面还有个小英雄准备袭击它。李寄马上拔出利剑,连续怒砍大蛇数下,大蛇疼痛难忍便从洞里爬出来,蹦跶几下之后便栽倒在地上,死掉了。李寄进入蛇洞,发现九个女孩的窟窿,非常感慨。她说,这些女孩子胆子太小了,所以就被蛇吃了,实在太可怜了。这是一个救童女杀妖怪的励志故事,李寄对那九个被蛇吃掉的女孩的那种惋惜,非常有道理。
这个故事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2017年,台湾文坛又爆发一则新闻:九零后女作家林奕含因无法摆脱童年被性侵的梦魇,悲愤自杀。林奕含的代表是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她自杀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的一生”。想到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就像被大蛇吞食了的那九个女孩一样,真的让人特别伤心。
现在,我们再回到开篇的一个观点:这些伤害妇女、伤害儿童,尤其是伤害女童的现象是具有文化渊源的。无论是古希腊的忒修斯斩杀米诺陶洛斯,或者是李寄斩杀巨蛇的故事,它们都一个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就是咱们不应当把故事中的妖怪当成真实的妖怪理解。这种妖怪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的缩写,准确的说是这些伤害女童的变态者的一种缩写。由于这种人渣的社会权势十分巨大,尤其在奴隶制或半奴隶制的古代社会,这些弱者甚至都不能够用文字进行直接反抗,只得通过曲折的方式把他们化身为妖怪进行书写。从而,瞒过现实生活中这些牛鬼蛇神,妖魔鬼怪的拦阻与迫害,让这些故事得以流传。我们再一次重申,伤害妇女,伤害儿童,伤害女童是人性中的一种罪性,这种罪性却经常被包装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大都具备三大套路,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我们在现实中是不是也经常看到这种现象?无论与小孩的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大公司与小公司的关系或者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这种规律都普遍存在。因此,女童总是成为在被侮辱,被欺凌,被迫害的对象中,它是不是最弱小的呢?
我们的答案确实如此。所有的人渣,所有的孬种,当他们滋生一种邪念或者邪情私欲,这种愿望得不到满足,得不到发泄的时候往往就会寻找最薄弱的环节,寻找最柔弱的弱者进行欺凌和伤害,甚至是杀戮。这文化现象常常表现为这五大特征:一个就叫生殖文化,一个就叫偶像文话,一个是重男轻女文化,还有一个就是处女文化,还有一个便是卖淫文化。这五大文化无法进行绝对精细的区分,它们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常常会发生一些纠缠,关系错综复杂。
这些具体的所谓文化如果表现为对于女童的欺凌和伤害的话,主要分为四个层次:首先,就是动物性的欺凌;接下来,就是宗教性的欺凌;然后,就是经济性的欺凌;最后,就是政治性的欺凌。这四方面都可以戴上一顶帽子,就叫做“文化”。
首先,我们先看动物性欺凌。动物界向来奉行弱肉强食,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规律。比如,善良、可爱的企鹅为什么生活在南极?因为温暖地方的强大敌人太多了,它们只能逃到最很冷的地方,并练得金刚铁骨用以适应那种冰天雪地的生活。但是,即使冰天雪地也并非世外桃源,这里仍有各种各样的坏蛋,比如海豹。海豹虽然外观可爱,萌感十足,却是非常凶猛的肉食动物,它们经常在海里捕食鱼类,它们也会上岸猎杀企鹅以及其他弱小动物。有科学家观察拍摄,发现一些海豹不仅将企鹅作为食物,它们在吃掉企鹅之前甚至还会对企鹅进行性侵犯。这些外观可爱的海豹是不是非常流氓呢?它们并没有将性对象仅仅限定于本种族,而是寻找更加弱小的企鹅进行发泄,这就是典型的动物性欺凌。
人类世界的动物性欺凌,尤其是成年男子对女童的欺凌,经常就是殴打,这已经不足为怪,这种现象每天都在发生。掠夺,杀戮,然后还有性侵犯,猥亵,强暴,还有买卖,这些在古今中外的典籍当中都是反复出现的。
接下来,这个层面就是宗教性的欺凌。由于动物性欺凌违背了公序良俗,经常会遭到社会谴责,如果将它升级成一种宗教性欺凌,这种欺凌就不仅能够得到镀金,还会被放在神坛之上。宗教性的欺凌一般有三种表现方式,一种是以女童献祭,一种是让女童成为神妓,然后就是以婚姻的形式买卖女童。古代社会的婚姻,经常与宗教联系在一起来,不是单纯的个人事务,而是人与宗教偶像之间的事务。我们看到的这个图,这是穆罕默德和阿伊莎,穆罕默德当时已经五十二岁了,阿伊莎却只有九岁,但作为重大教主的穆罕默德却娶了只有九岁的小姑娘阿伊莎。
然后,就是经济性的欺凌。我们知道,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强烈,而是比较模糊和泛化的。这种现状决定了经济性的欺凌比较强,这又表现为两种常见方式。
首先,就是买卖婚姻制度。买卖婚姻的实质就是不将把女儿当作自己的孩子而是当作一种牟利的经济手段。既然是牟利手段,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商业产品多多制造,多多出货,提前买卖婚姻的年龄段便是很好的手段,这就构成了童婚。
然后就是奴隶制度,努力制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常表现为童工。
但在中国古代,童工其实就是童奴,童奴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叫丫鬟,一种叫书童。当买卖主体为女孩时就叫丫鬟,当买卖主体为男孩时就叫书童。童婚在中国具体体现为童养媳,童养媳的主体往往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姑娘照顾一个更小的小男孩,这方面的文学作品较多,有小说也有电影。比如,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在《呼兰河传》写到一个童养媳叫做小讨厌媳妇,她本来是一个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由于是童养媳便被婆婆看不惯,婆婆认为这个孩子不够驯服,便总是虐待她。后来,本村邻居们觉得这个女孩招了邪魔,便给她举行驱鬼仪式,用烫水给她洗澡,当洗到第三回时,这个十二三岁的童养媳就被活活烫死。
这童婚绝对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当代的穆斯林世界仍广泛存在,即使中国当代的一些穆斯林分布较广的地区也都存在的。有人权组织统计,每一秒钟都有娃娃新娘出嫁,这当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也有一部分是印度教徒和其他人。
我们再一次来讲讲童工,中国古代的童工就是童奴,女的叫丫鬟,男的叫书童,他们大都由于家穷养不起,只得被卖到豪门。这些孩子年龄非常小,加之营养不良,女孩子头发都比较短,经常梳成羊角辫发型,就像一个“丫”字,所以这些在富人府中做活儿的小姑娘便被唤作丫头。这些小女孩在豪门之家作工,这里充满人渣,充满孬种,她们也经常自然而然的会成为性工具供富人取乐。
谈论女童这个话题总是绕不开《红楼梦》一书,描写女童的古书很多,但《红楼梦》具有更大的艺术性和更强的典型性。《红楼梦》中有一回叫作“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该回写到,贾宝玉做了一个春梦,醒来以后饥渴难耐,就与贴身丫头袭人云雨一番。这样的事情出现在一个儒教国家,按理说“七年男女不同席”,“男女授受不亲”,但这种伦理道德只是针对平民而言的,这些权贵阶层拥有特权。一切都是双重标准,没有绝对的平等,无论中西,无论古今。
在贾宝玉之前一千多年,还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白居易。提起白居易,大家往往都会想起《卖炭翁》、《长恨歌》、《白发》或者《琵琶行》,感觉他对广大妇女充满同情,对底层社会充满关怀。其实,如果你读过《全唐诗》,就会发现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我们现在写小说,描写美女时经常会用到“樱桃小口”、“杨柳小蛮腰”等词,形容女子嘴巴小巧,腰身秀美。但是,如果探究这两个词语的历史渊源,就会发发现这两个词都是白居易发明的。如果再进一步深挖,你还会发现,成年女子的嘴巴根本没有小巧,腰身也这么细美,这两个词语其实就是专门为童女量身打造的。史书记载,白居易对童女有种特别的嗜好,当时国家法律规定,官员可以依法享有官妓。当时的官妓与现在的妓女不完全相同,她们也提供性服务,以及招待、歌舞等等,她们富有这些功能。当时,官员需按品级享有相应待遇,几品官员享有几个官妓都有详细规定。后来,白居易发现这种特权已经无法满足他的那种邪性,便不断享有超标待遇。看来,当时的法律的确是一种恶法。
白居易六十七岁的时候写下若干与官妓相关的诗词,比如,《追欢偶作》中间写道: “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十年以来,他的丫鬟们都陆续变老变丑了,他便把这批丫鬟买掉再买一批新的。诗中所说的“老丑”并不是指半老徐娘,而是官妓只要到十七八岁他就认为她们已经显老了。这些官妓们平均三四年换一茬,十七八岁减去三四年了,不正是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吗?
恋童、虐童、杀童是一种文化心理,是有一种历史渊源的。这种历史渊源通常以两种形式表现,一种就是潜在的艺术,潜在的文化,比如白居易,比如贾宝玉。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特权阶层:政治特权,宗教特权,文化特权以及经济特权的阶层。这时,也许有人会发生一种疑问,有些恋童、虐童和杀童的事情并不是特权人士所为,恰恰是一些文化很低,家境很穷的人所为。
这时候,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概念,叫作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是瑞士心理学家叫卡尔·荣格提出的。荣格生于1875年,死于1961年,他同鼎鼎大名的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但是六年之后,由于个人理念和思想细节的分歧,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弗洛伊德提出的基本概念就是“本我,自我,超我”。他常常将人的这些行为(包括艺术作品)解释为欲望的满足,非常有道理。这些观点可以用来分析许多历史事件,文化事件,文艺作品,甚至可以进行自我分析。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常常被人们简化为一句话,“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可以影响他的一生”,这话应当如何?比如你小的时候见到爸爸经常殴打妈妈,便非常痛恨这种行为,但当你长大结婚以后还会经常殴打自己的妻子,就像你爸爸当年殴打你妈妈一样。虽然你在文化层面、道德层面或者法律层面非常鄙视这种行为,但你在个人行动上恰恰又在模仿这种行为,这就是童年的经验可以影响自己的一生。
卡尔·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跟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冲突,只是荣格把心理空间和心理时间进行了放大,弗洛伊德的观点被简化为“童年经验可以影响个人的一生”,那么,荣格的观点则可以简化“祖先的经验可以影响到后代”。
比如,也许你五百年前半年前的一个祖先非常害怕狗,那么你就有可能莫名其妙的怕狗,这种现象并非源于你的个人体能或个人技能。但是,这种心理倾向和思维模式是有相似之处的。在这方面,你仍然遗传了你的族人。这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一个基本观点。那么,如果用这种观点解释恋童、虐童和杀童现象,由于我们都有这么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恋童、虐童、杀童的文化基因。
这个世界常常是文化人的特权,文化人的这种特权非常强大。按照我们约定俗成的概念,我们的历史似乎也都是由那些强权者,那些暴君创造和书写,这种观点当然很煽情了,但也很鸡汤。那么,我想提出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并非如此”。
暴君、专制者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有政治军事暴君,也有文化暴君。纵观中国历史,大都是政治暴君、军事暴君和文化暴君的博弈。
此话怎讲?文化暴君由于个人体力方面、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没有那么强大,但他们可以以笔为剑,对政治暴君和军事暴君进行强有力的反抗。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我们也就不难解释秦始皇焚书坑儒了,因为这些文人太强大了。同理,历朝历代那些文人也都利用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对文化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造,对政策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造,他们也会改造宗教,改造制度,甚至改造人们的道德标准。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是一个基督教文化非常浓厚的社会,美国则是一个清教徒国家,但这些国家也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妖蛾子。
与此同时,关于对女童的犯罪还真的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研究对女童的犯罪首先必须研究对男童的犯罪。人类对男童的犯罪非常早,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的性变态也是一个重要的亚文化现象,至少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大面积的发现。
在西方古典音乐时代,有一种特殊行业叫作男阉歌手。所谓男阉歌手就是要求男孩子在声音发育尚并不健全、在变声期来临之前对他进行阉割,用以保留他的童声,中国太监的讲话声音有别人成年男子也是这种原因。我们知道,男童和女童的声音区别远远小于成年男子和成年女子的差异,也就是说,男童的声音更接近于女童,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然后,他们再通过对这些被阉割男童进行特殊训练,便会发出一种既非男童也非女童、既非男人也非女人的特殊声音,这种特殊声音能够满足一些所谓艺术爱好者的特殊趣味,并形成一种变态的制度。据说,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海顿就差点就被阉割变成男阉歌手。男阉歌手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样的,由于那个年代由于没有录音技术,我们已无法知道。由于男阉歌手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一些变态权势者的特殊趣味,后来也就慢慢消失了。
看来,这些权势者往往不是一个大老粗,而是一个附庸风雅者,就像当年贝多芬要有自己的保护人,莫扎特要有自己的保护人,巴赫也要有自己的保护人,这些保护人往往也是热爱艺术,热爱文化的。这些变态的趣味到了现代,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虽然男阉歌手这种奇怪行当消失了,但类似变态的文化趣味并没有消失,它们会换上新衣服,抹上新口红,继续粉墨登场。
话说美国有一个作家,名叫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通过“弗拉基米尔”这几个字便不难发现他和列宁是同宗,自然曾经也是俄国人了,他于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到美国。
纳博科夫在《洛莉塔》一书中写到,男主人公哈默德是个中年男子,他童年时曾经有个青梅竹马的小姑娘,于是情感便被固化在童年时期。从此以后,他对成熟女性不感兴趣。后来,他看到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名叫洛莉塔的小姑娘,与他童年青梅竹马的小女孩非常相似,于是他便爱屋及乌的娶了这个寡妇。后来,这个寡妇因为车祸身亡。其实,这个寡妇意外身亡之前,他正是为了达到占有洛莉塔为目的,并伺机谋杀这个寡妇。再后来,汉伯特就作为继父与洛莉塔生活在一起,并发生了乱伦关系,对她的心理造成极大摧残。由于特殊的经历,洛莉塔的心智和认知都是非常混乱的,她后来又与别人私奔,汉伯特便想方设法到打听寻找。
这本书写出来以后就马上遭到美国出版界的拒绝,作者便将书稿拿到法国。大家都知道,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家,也是一个宽容的国家。这部恶趣味的小说在这个恶趣味的国家就被直接出版了,而且销路非常好。这时,美国又有其他的出版社跟着出版了,这部书便在世界各地流行。但是,作者一再声称,该书并非色情小说,一些走火入魔的所谓评论家也一再强调这不是色情小说,这只是一个寓言,具有历史性,书中的中年男子代表衰老的欧洲,青春少女则代表年轻的美国。
《洛莉塔》全球热销以来,不断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当然也包括日语。《洛莉塔》进入日本以后,出版商和读者们如获至宝,他们都认为此书实在太棒了。《洛莉塔》在日本得到延伸,相关人士创作了大量与《洛莉塔》具有相似性的作品,并将“洛莉塔”一词变为日语单词,简称“洛莉”,又将汉伯特这种人进行了合理化处理,名曰“洛莉控”或者“怪叔叔”,并且津津乐道。
我们知道,日本的动漫产业早已成为他们的另一支部队。日本虽然在二战中战败,但他们却通过动漫产业和电影产业,也包括通过电子产品,汽车产品,将战线打到比当年日军更广阔的地方,并且安营扎寨。
今天,日本的各种产业早已遍布世界各地,已经难以清除,尤其是动漫对年轻人的精神影响更是如此。这样一来,“洛莉”作为女童的代名词也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我不知道这种流行,是因为传播者根本不知道“洛丽塔”一词带有邪恶思想,还是传播者本身就很邪恶,他们试图让这种邪恶更加制度化,更加风俗化,更加道德化。“洛莉”一词进入汉语,的确是汉语莫大的悲哀。但是,每当想起白居易原创的“樱桃小口”和“杨柳小蛮腰”,就发现汉语的悲哀并非源于今天,而是千百年一直都在悲哀着。
好。我们刚才谈到“洛莉控”和“怪叔叔”这两种生物,这种现象其实也很古老,至于如何古老,我们恐怕暂时还无法做出更深的考证。但是,某些文学名著已经有所展示,比如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源氏物语》应该是全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作者是日本女作家紫式部。小说描写主人公光源氏将小姑娘若紫接入府中,十岁开始进行培养,长大后成为他的妻子之一。
《源氏物语》诞生七八百年之后,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写了《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两部戏剧,剧中有一个巴尔多洛的贵族,他将养女罗斯娜囚禁起来,并要强迫罗斯娜嫁给自己。
在博马舍之后,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通过长篇小说《白痴》,描写这大商人托茨基将一个孤女娜斯塔霞收为养女,禁锢在乡下,并培养成他的性奴。
看来,“洛莉控”也好,“怪叔叔”也好,或者中国当代的“干爹”,这些现象都不是横空出世,空穴来风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
我们再来谈谈日本的文化。有人说日本的动漫不属于亚文化,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些边缘人群,当然也包括青少年。那么,日本的所谓严肃文化又如何呢?川端康成是日本的一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大江健三郎也是日本的另一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川端康成在好几部小说中都写到成年男子对女童的实施变态的畸恋;大江健三郎也写到各种各样的变态,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哥哥与妹妹的乱伦关系。
也许,在日本人来看,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唯美的。其实,这种唯美就像罂粟花的唯美,毒性极大,不仅对日本民族本身产生毒害,也会对全人类的灵魂产生毒害。那么,是不是只有日本的大和民族才是这种变态的民族呢?并非如此。
现在,我们再谈谈《格林童话》。关于《格林童话》的相关背景,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简直真假难辨,我们暂且不予采信。今天,我们就拿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文本,那就是白雪公主的故事。
我们知道,白雪公主遭受继母迫害,逃到森林里受到七个小矮人的保护,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挺唯美。但是,保护白雪公主的为什么是七个小矮人而不是七个巨人?或者一个巨人,或者一个老奶奶。其实,这中间大有缘故了。
心理学认为,与正常人相比,身材矮小者的内心世界往往存在特殊之处,他们肯定会或多或少存在自卑感。作为一个个体也好,作为一个民族也好,如果他们的身高与其他人相比,与其他同性相比,与异性相比,相差过于悬殊的话,他们的内心就会受到双重压力,这时候内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其中一种表现就是对异性可能特别迷恋,喜欢讨好;另外一种表现就是试图控制别人,征服别人。当然,最糟糕的表现就是对别人的凌辱,甚至是杀害。
众所周知,日本人自古就被中华民族称为倭人,“倭”与“矮”本意是相同的。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的身高本来就矮,相差比较悬殊。古时候,我们曾将日本人称为倭人或倭奴,这些文绉绉的称呼现在变成了“小日本”或“小鬼子”。
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经历了1865年的明治维新之后,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不断侵犯中国,他们在战争上每每得胜,特别是甲午战争胜利以后,他们对中国人的这种屠杀,对中国女性的这种凌辱,更是表现出同其他侵略者完全不同的表现,这种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南京大屠杀。
我认为“南京大屠杀”这五个字概括得太简单了,将这个超级自卑民族的变态心理彻底掩盖掉了。我们只是说日本人在一个月之内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其实,日本人的这种变态性绝对比屠杀丰富得多,丧心病狂得多,令人发指得多。
那么,日本人与德国的七个小矮人竟然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讲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时候再一次提到日本人?
其实,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这个“矮”字,身体矮小体现了人的体能或体型上的一种劣势。当一个男性处于这种劣势的时候,心里绝对不会舒展,绝对不会扬眉吐气,一定存在压抑感,一定存在自卑感。如果这种人性向着善良的方面发展,可能就会表现为七个小矮人那种友好,善良,保护;如果这种人性等而下之的话,可能就不仅仅是友好,善良和保护了,在这种友好、善良、保护的外衣之下,可能会增加一些邪恶的东西。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三名收养者,他们都充当了所谓的怪叔叔或者干爹的角色,表现出比较暧昧、比较混杂的特征,这些特征恰恰就是七个小矮人,也恰恰就是川端康成所写的男主人公,或者是大江健三郎笔下的哥哥形象。
另外,并非所有自卑变态的成年男子都能满足于扮演七个小矮人这种角色,人性远比这个黑暗的多,邪恶的多,也要疯狂的多。金字塔结构的阶级社会并不能给所有自卑、压抑、变态的成年男子提供把一个充当七个小矮人,充当怪叔叔,充当干爹的舞台,让他们接近女童。因为这种极端的社会歧视,这种等级观念会让这些成年男子的心理更加畸形,更加残暴,更加疯狂,一个最极端的形式就是屠杀幼儿。
长期以来,我们不断从媒体报道中看到某些人因为找不到媳妇也好,或者工作无法安排也好,或者拆迁款未能达到自己的要求也好……总而言之,某些反社会分子就会拿着菜刀到幼儿园砍杀幼儿,或者通过炸药包,汽油桶焚烧儿童,屠杀儿童。
我们既不希望出现一些酷吏,但也不希望出现一些“圣母“。酷吏的一大作用就是滥杀,滥抓,而“圣母”则是滥赦免,滥释放。
酷吏也好,圣母也好,都会通过他们的文化影响力,从而影响到国家的立法。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党领袖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自由”这个词听起来非常伟大,光荣和正确,但它恰恰容易被罪恶所利用。那么,如果我们将“自由”二字换成“法律”或“法制”,居然也是通用的。
罗兰夫人已经被罗伯斯庇尔处死,上了断头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她的这句名言是否适用于现在的中国呢,非常适用。它不仅适用于现在的中国,也适用于现在的任何其他国家。
中国以前曾有过一个臭名昭著的法律罪名,叫作“嫖宿幼女罪”,这些都是“法棍”所为。
“法棍”一词是我发明的,他们绝对不是法国的棍形面包,而是吃法律饭的流氓。这些“法棍”们为了给某些人渣、某些流氓寻找一个合法通道,就设立了一个奇葩的罪名,叫做“嫖宿幼女罪”。这些人反对文化大革命,据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砸烂公检法。不过,我个人记忆中没有看到这种景象,所以目前还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时期,如果与十四岁以下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女方是否乐意,男方一律按强奸罪从重从严处理。但改开以后,随着这些“法棍“、法官们的雇主不断增多,中国社会出现了四大趋势:
首先,留守儿童增多。由于南方的血汗工厂不断增加,导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民工大量南下,造成留守儿童增多。
然后,流氓官员增多。如果在过去,流氓官员无处遁形,轻则批斗,重则枪毙,不敢弄出什么妖蛾子。现在,这些流氓官员不断增多。
但到了后来,这些官员的特权制增加,改开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这部分人不仅先富起来而且先坏了起来,先渣起来,先流氓起来,这些人常常是“红二代”,套一环。流氓官员的增多造成了流氓大亨的增多,政商一体化,“红二代”通常也是“富一代”, 流氓大亨就这么增多起来。
我们如果回看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些流氓官员也好,流氓大亨也好,他们的周围总会遍布食客,总会有一些帮闲或者帮忙的人士。帮闲就是文化人,帮忙就是打手。打手都是没有文化的,有文化的就叫帮闲,但本质上就是捧臭脚的,打手可能杀死一两条人命,帮闲则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文化特权和垄断地位,进行各种各样的对公序良俗的挑战,践踏,破坏,拆毁,于是他们会写一些牛鬼蛇神的所谓文化作品和艺术作品。
同样,这一些文化人进入各种领域,包括法律界,就会以法学教授、法官或律师的形式存在,他们会对法律进行各种各样的改变。于是,就出现“嫖宿幼女罪”,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奇葩的罪名。因为如果在过去,这种罪名的话就直接枪毙了。
到了这种年代,这种人不能被枪毙,反而得到优待。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就叫“唐慧案”,湖南女子唐慧的女儿乐乐(化名)突然找不到了,便到处打探寻找,后来听说女儿被人拐走胁迫卖淫,三个月被强奸一百多次,由于唐慧没有社会背景,听说这个消息后就乔装打扮,很快找到女儿的下落,但她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这时,她只得请自己的亲戚假扮嫖客将女儿救出,这时候她意外发现女儿已经得了性病,于是多方上访,要求将罪犯绳之以法,想不到法律界对这些罪犯进行各种各样的袒护洗白,不仅如此,还对唐慧打又抓又劳教。后来,经过一些有良知的社会人士多方呼吁,“嫖宿幼女罪”终于被废除。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欺凌的四个层次,第一种是动物性欺凌,另一种则是宗教性欺凌,还有一种就是经济性欺凌,最后一种便政治性欺凌,这几种行为合并起来就叫文化性欺凌,这种文化性的欺凌就会约定俗成,登堂入室。与这种文化性的全社会对女童的欺凌,侮辱,迫害甚至是杀戮相比,动物性欺凌也只能算作小巫见大巫了。
我们不是说动物性欺凌不邪恶,不严重,不应该受到惩罚,而是说这个社会百孔千疮,需要处理的罪大恶极的阴暗污秽事件太多了,根本无暇顾及一些零散隐蔽的动物性欺凌。
2011年,韩国电影《熔炉》和《素媛》真实再现了女童被变态狂侮辱、亵渎和伤害的经过,呼吁社会良知。《素媛》表现了一个个体性的变态人士对一个女童进行侵害的全过程,《熔炉》表现了一个群体,以一所聋哑学校为背景,学校校方的老师竟然利用聋哑儿童的年龄弱势和不能够开口讲话的身体弱势进行疯狂的性侵犯和暴力侵犯,当人权人士发现这些罪行以后进行各种反击,这些流氓便利用他们自身的社会资源、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进行种种阻挠。
无论如何,电影《熔炉》放映一个月以后的2011年10月28日,韩国国会中的208名议员,207票赞成通过了《性侵害防治修正案》,这是由于电影《熔炉》而产生的一个法案,所以又被统称为“熔炉法”。“熔炉法”大幅度提高了韩国对性侵幼童,残障人士,性暴力型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强了社会对青少年和残障者的保护。表面上看,这时应该要高奏凯歌了,但我个人并不那么乐观。如果说法律是一座熔炉,那么,社会和文化就是一个大染缸,究竟是熔炉的力量大还是染缸的力量大?我们现在还无从知晓。
韩国在“熔炉法”之前一年,通过了“化学阉割法案”,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对十六岁以下儿童进行性侵犯的性犯罪者,必须进行化学阉割。”这种“化学阉割”的说法,实际上表达了一些正义人士的愤怒,具体方法就是通过医学注射手段改变罪犯的内分泌系统,改变他们的荷尔蒙,从而有效防止他继续犯罪。但是,这个世界的“白左”太多了,“圣母“也太多了,他们认为“阉割”一词有损罪犯尊严,所以就将“化学阉割”一词改为“防止性冲动的药物治疗”。“熔炉法”也好,或者是“化学阉割法”也好,被一些幼稚病患者认为是法律的胜利,但我认为这可能只是法棍的胜利。历史上,法律什么时候胜过法棍?
这些法棍,他们代表了政治专制者,代表了经济专制者,代表了文化专制者。由于这种形成十分强大,那么,法律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幌子,很可能只是惩罚了那些无权无势的小毛贼,他们如果侵犯了女童,会受到相应刑罚。但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么,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渣,他们会不会逃过法律的惩罚?或者说,他们会不会利用自身的特权对法律进行什么样的奇葩改造,从而满足他们更加变态的淫欲,而至广大女童以及女童的父母,至广大社会的正义人士于不顾呢?
司法商品化,注定了权贵阶层享有更多的特权,包括对女童犯罪的特权。他们不仅在犯罪以前会得到更多的纵容,犯罪以后也会得到更多的辩护和庇护。
我在三十年前看过一本书,讲到苏联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是一个变态的特务头子,每当他的魔鬼淫欲发作,就开车到马路上闲逛,看到长相标致的女孩便抢上车进行侵犯,然后再把女孩扔下车。这样的事情难道只在前苏联出现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它会存在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制度,各个文化背景之下。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这个白左横行,所谓人道主义的毒害之下,法律武器百姓拿不动,媒体武器百姓玩不转,但百姓可以大声疾呼“清除儿童色情,抵制色情文化,保护女童,严惩犯罪。”虽然被白左、“圣母”绑架的法律无法让我们敲碎那些流氓人渣脖子上的大脑袋,但我们可以通过呼吁来敲碎那些流氓人渣裤裆里的小脑袋!
好,谢谢大家的观赏,欢迎点课。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One thought on “魔鬼的风俗:恋童、虐童和杀童

  • 2019年7月17日 at 10:00
    Permalink

    将人性分析得很透彻,没有归向神,永远都是在罪中,求神真是怜悯被欺凌的百姓,向恶者举起那公义的杖~

发表评论